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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飚:中国的“社会人”是怎么被秩序化的?

发布日期:2019-03-04 浏览次数:

“最近有个很火的句子:小猪佩奇身上纹,掌声送给‘社会人’。小猪佩奇变成了‘社会人’的自我标识,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这里的‘社会人’的意思,既有一种叛逆,又有一点瞧不起别人,又有一点无奈,意思是很丰富的……”人类学家项飚讲到了 “社会人”,引起了台下一片笑声。“社会人”是项飚教授最近研究的关键词。

为什么项飚要研究“社会人”呢?因为在2000年之后,西方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就是“社会人”,或者叫“Precariat”——这个词在西方劳工研究领域非常流行——它由“不稳定的”

(Precarious)

和“无产阶级”

(Proletariat)

合成,指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。他们跟新穷人一样,对生活充满着期望,但是却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保障。项飚认为,他们参与了西方的很多占领运动,比如伦敦的反对高等教育收费运动等。但是在中国,情况却很不一样。“可能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小猪佩奇上,享受阿里巴巴提供的方便吧”,项飚调侃道。为什么在其他国家,“社会人”具有如此大的社会能量,而在中国好像被秩序化了?在中国,这些“社会人”的欲望是怎么被引导、行为是怎么被调整的?他们是怎么被统领起来的呢?

从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对北京“浙江村”的研究,到《全球“猎身”》对印度信息技术劳工职业流动轨迹和产业运作规则的研究,项飚一直“贴着地皮看世界”,从下而上地观察、切入社会,以小见大地理解社会格局。为了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,项飚这次选择了东北出国打工者作为研究对象,来探讨这些问题。12月20日,项飚在清华大学做了“出国打工:商业化、行政化和‘社会上的人’”的演讲,汇报了他这次人类学调查研究的成果。


《全球“猎身”》,作者:项飚,译者:王迪,出版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2年1月

失序化抑或秩序化?

从“浙江村”的研究开始,项飚就在关注流动问题。“浙江村”的研究核心更重视变化,或者是自下而上的改革。而如今,项飚的研究关注的是秩序形成的问题。项飚直言,这个转变的原因他并没有去好好地反思,但他认为,这背后的变化肯定不是偶然的。这也体现着中国社会的某种转向。

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,作者:项飚,出版社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0年8月

项飚所讲的秩序,是指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的一种可预测性。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,中国社会是比较失序的,因为我们经常会很难以理解很多恶性社会新闻何以发生。而且,阶层分化的不平等,导致了社会上积聚了许多怨气和戾气。所以,在很多人心中,这是一个很失序的社会。

但是,在另一方面,从九十年代以来,中国社会又是一个逐渐正规化和秩序化的过程。比如说,我们买火车票和飞机票,由于电子智能化,变得十分有序和方便。我们现在网购也非常方便。

而方便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。因为方便意味着“悬置”: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,行为惯常继续,没有“摩擦力”。方便和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我们必须信任大的系统,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强大权力,形成秩序来保护我们,我们的生活才可能方便。可是,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经验里,我们会发现,我们的公共信任度是很低的:我们非常不信任具体的陌生人。但是,我们却信任一个抽象的系统,比如网上支付手段,这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秩序化过程。有人说这种正规化和秩序化正是中国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基础。那么,这种日常体验的失序和总体上秩序化的悖论该如何解释呢?

从出国打工看中国社会

“商业化”、“行政化”是如何使得中国社会秩序化的?

我们可以从出国打工群体中管中窥豹。项飚首先指出,这批出国打工的人,也是“社会人”。这个词是项飚在田野调查中,跟他们的父母聊婚姻策略时听来的。他们的父母经常有这么一种说法:女儿嫁什么人他们不管,但就是不能嫁给“社会人”。

这里的“社会人”指的是,没有正式工作单位、没有正式归属、没有明确的职业生涯、没有稳定的收入、没有房产的人。这批人跟传统的民工又非常不同,他们的地位好像比传统的民工高一点,不用起早摸黑辛苦干活。但他们基本属于城市里的“新穷人”,很多人只是高中毕业,生活方式也很光鲜靓丽,对未来充满着希望。他们可能是民工二代,也可能是刚毕业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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